《多胞胎共和國》我們的試管嬰兒
在成功率與風險之間，他們選擇了成功率。
敗IVF所賜，現代是人類史上多胞胎比例最高的時代。自1978年，英國誕下世界上第一名試管嬰兒後，緊接著1981年，第一對試管雙胞胎誕生、1983年，三胞胎、1984年，四胞胎……這是驚喜，也是驚嚇。早在IVF發展前，醫學界便已知曉多胞胎造成的母嬰風險，但為了不孕症夫婦的希望、為了在這場科技競賽中勝出，拉高「成功率」，單一週期多胚胎植入成為IVF的顯學。幾十年來，歷經抗爭、反思以及群眾的健康意識崛起，許多國家開始推行並建議醫師每周期只植入一顆健康的胚胎，於此同時，台灣卻一躍成為世界上多胞胎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根據ICMART的國際資料，在2011年時，「若以使用自己的新鮮精卵施行ⅣF與ICSI來計算…出現雙胞胎比例最高的國家是台灣(35.4%),最低的是日本(4.2%)」(AdamsonandNorman,2020:681)。……如果我們不是以母親的生產次數來算，而是算嬰兒人數，那麼2011年台灣出生的試管嬰兒有一半以上是雙胞胎。(導論)
《多胞胎共和國》便是這樣一本講述IVF爭議的社會科書籍，其涵蓋發展歷史、台灣的IVF發展史、各國的政策應對以及不同的社會層面探討。也正因為這本書有著科學的本質，其中包含了許多年代表格，在編排上也比較理性，並不是一本目標為普羅大眾的書籍。盡管如此，但對我來說，對一個曾使用過試管補助的女人來說，仍能在書中看見自己當初面對不孕療程的忐忑與掙扎，了解身邊女性歷經雙胞胎痛苦安胎過程的緣由與歷史。
人類的子宮原本就不是為了多胞胎而設計＊。多胞胎會增加產婦高血壓（子癲前症）、糖尿病以及流產的機率，多胞胎意味著婦女本人的身體需要承受更多的營養需求、內臟壓迫、行動不便，生產時風險更大。對胎兒來說——根據衛福部的資料——每三對多胞胎就有兩對低體重兒＊，低體重兒有更高的機率發展遲緩、得到慢性病，不管是生產的婦女還是胎兒，這些健康危機都提高了家庭的負擔，也增添婦產科與兒科的醫療照護壓力，是整體社會都需要一齊承受的代價。但為什麼IVF導致多胞胎的增加？
醫師對成功的定義是懷孕,但不孕女性追求的是一名健康寶寶。對她來說，成功結果應該是一名活產婴兒,而且最好還是能「回家」的寶寶。(第一章)
正因為對醫生而言，成功的定義是「懷孕」，而不是「一名」健康的活產寶寶。在早期技術
受限和追求成功率的觀念下，單一週期多胚胎植入成為提升成功率的不二法則。 除此之外，在助孕機構成功懷孕後，婦女會轉到婦產科產檢，嬰兒的照顧則落在兒科身上。在這樣的分工下，助孕機構不用直接面對後續的風險，因而沒有強大的理由降低胚胎數量。在台灣社會意識到多胚胎植入的風險以前，書中一個早產基金會的例子令我印象深刻：
2002年,有一位雙胞胎爸爸在早產兒基金會10週年紀念活動上表示，他的太太兩度懷孕，一次是四胎、一次是七胎。雖然他們兩次都減到兩胎，但都還是早產。這名父親沉重的發言廣受媒體報導(例如:邱俊吉2002)。
在多胚胎植入的前題下，「減胎」被視為多胞胎孕產的避風港和安全網＊，但實際上減胎的流產率比正常產程高，對於婦女本身的心裡影響也不容小覷：有些人將減胎視為殺生；有些人好不容易懷孕了卻還要面對拿掉胎兒的兩難；而又有誰能決定哪個胎兒存活、哪個胎兒死去？因此，目前最好的辦法便是從源頭掌控起，推廣單一胚胎植入。在各界的努力與呼籲下，台灣的試管補助計劃自2020年後解除爭低收入的限制，從經濟上鼓勵民眾只植入一個或者兩個胚胎＊。在補助上路之後，單一胚胎植入的比率隔年立刻上升了10%，在金錢與成功率之間，許多人選擇放過自己的荷包。(當然，技術進步也是推廣的單一胚胎植入的因素之一。)
多胞胎的故事並沒有停在這邊，在探討現今的社會層面上，《多胞胎共和國》點出了一個台灣社會、或者說許多工業化社會面對的巨大問題：生育遞延。台灣的試管補助允許超過35歲的婦女植入兩顆胚胎，提高成功率。接受IVF療程的高齡婦女越多，就越難達到只抱一個健康寶寶回家的目標。藉由這本書，我看見了IVF發展的始末和爭議，它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資料讓讀者理解追求單一胚胎植入的原因，面對新科技，作者在開頭提及了「預想治理」的概念：
本書所稱的「預想治理」,是指集結所有可能影響行動者、規則、過程、機制,在面對未來時應該思考什麼、現在又該如何行動的綜合體。預想治理的最重要特徵在於擁有多元的利害關係人、不斷演進的科技、涉及深刻的情緒感受。(導論)
就我看來，這個概念相當理想，但風險控管的確是在新科技欣欣向榮發展時必要的煞車。
最初想要讀這本書純粹是出自於個人的生育經驗，一般民眾、尤其是少子化的現在，會對這類書籍有興趣的讀者大概也不多，盡管如此，我仍想分享這本書中的一小段落，在第五章，講述「求孕的最佳策略」時，作者提及婦女生理限制下，為了搭上生育的特快車，往往選擇植入複數胚胎，減少不孕治療的周期。
這針對高齡產婦的新技術顯示最佳化策略的一個重要面向，也就是「對最佳、最可能的無止盡追求變得合理，而且永遠都是進行式」(Adamsetal.2009:256)。然而，如果最佳、最可能的未來是不要生小孩呢？在這樣的未來中，人工協助生殖科技扮演什麼角色？
我的閱讀在這一句話停了半刻。選擇搭上生育末班車的理由是現代社會的痛處，因生養小孩是苦痛太多，而可以想見的收穫太少。越是娛樂發達、強調個人自由與網路豐裕的國家，少子化就越顯劇烈，這是許多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我真不知道。除了美麗新世界那種科幻式的體外子宮生育科技，還會有哪種突破性的方法能讓現代社會的我們重新拾起對生育的想望。繁衍這件事情刻在我們的基因裡，如今卻比任何科技娛樂都還要虛幻、還要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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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哺乳類當中人類的胎盤並不是效率最好的，老鼠的胎盤效率比人類好至少五倍。意思也就是說，在同樣的胎盤比例大小下，能夠供養五隻老鼠，但只能供養一個人類寶寶。因此在人類的子宮設計上，供應兩個以上的寶寶不是不行，但相對就是會比較辛苦。(
https://mamiguide.com/article/multiple-births/)
* 有些論者主張與其說減胎是最後手段,倒不如說是醫師們的「避難路徑」或「安全網」(Murdoch1998)。
*台灣試管補助辦法: 限制36歲前胚胎植入數為1，36至45歲前最多為二。
